第四，政府行为失当会积累风险，而不是化解风险。现代政府应该是责任集中、风险分散，而不能是风险集中、责任分散。政府要给国民一个长期的良性预期，不能形成逆向的道德选择。现在，有的地方政府运行中不是有效地化解风险，而是不断地积累风险，容易导致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在一些地方，连上访都变成了一个“黑色产业链”，对于一些缠访、闹访行为，政府为了息事宁人，本来不该鼓励的却鼓励了，结果形成“不闹不给，小闹小给，大闹大给，胡闹乱给”的怪现象，这也是政府乱作为的不良后果。

　　第五，把政府常规性的、制度性的工作，变成经常性、个体性的工作，一事一议、一人一策，必然导致混淆视听、扰乱人心。市场是天然的公平派、天然的竞争派、天然的创新派，假如把这三个天然机制给破坏了，把最灵敏的市场机制扭曲了，大家都盯着再分配领域，只顾着分利、分红，到头来只会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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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6月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强总理抖出一个“笑料”：一些审批事项，设立8年来竟连一次申请都没受理过!而这个“笑料”，却没有让人感觉愉悦，反而凸显出问题之艰、改革之难。

　　一位宏观策略分析师表示，投资领域一直是审批重点和改革难点，现在国内的投资项目大部分还是靠行政审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减少投资审批事项为重心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直是“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

　　投资审批体制直接反映我国经济体制中的市场化程度。过去很长时间，政府对企业投资审批标准过严、面过宽、裁量过泛，使得社会资本难以进入一些前景比较好的领域，既制约了有效供给，又闲置了宝贵的社会资本。改革投资审批体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然而，有关部门相继推出的旧36条和新36条，明确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但其落地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究其原因，是政府行政审批权限没有得到有效约束。在没有对审批权做减法和除法的情况下，社会资本的加法和乘法就很难做出来。

　　“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实际上是切实落实企业投资的自主权。”国家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司长黄民认为，投资审批制度改革遵循三个思路，即以简政放权为主线，以制度创新为支撑，以纵横联动、协同监管为保障。

　　削去政府伸向企业的手，是更加直接奏效的，也是在中国经济放缓了数字速度、忍受转型压力的时候，企业最需要的一大支持。而中国虽然想要摆脱一直伴随经济发展的审批制度的掣肘和束缚，当前面临的诸多阻碍和难题却很难轻易得到解决。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早于1998年在深圳启动，而国家层面是在2001年全面展开。十几年来，从国务院层面讲，原来有40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后来分五批共取消和调整了2000多项。而从地方来看，现在县级以上的行政审批大厅已经建立了4500多个，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老百姓。但是，改革到现在，在行政审批方面问题还很严重，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政府施政，所以还得继续改。

　　政府审批的面太宽，事项过多，审批时自由裁决权太大，有时候程序不规范、暗箱操作，容易发生权力寻租。在汪玉凯看来，政府管理的事项过多，审批的门槛高，行政许可改革不够，应该让给市场的还远远不够。和医疗改革、土地改革不同的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革自己的命”，每减少一项审批就减少了一项权力。“这就像一个人右手拿刀砍自己的左胳臂一样，割自己身上的肉是十分痛苦的。”汪玉凯用了一个较为血腥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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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目前政府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管了太多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事情。不断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让行政权力在合理的区间运行，才不会因为管空了或是管多了而让人觉得“可笑”，这也正是改革的深意所在。

　　光靠政府自身改革，很难避免低效率的重复。一次政府改革，从表面上看是机构的变化和人员的调整，但其背后是权力格局的再调整和利益的再分配。在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比较普遍的状态下，调整、协调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不仅非常困难，而且还会引起部门的抵触。因此，必须避免行政审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走过场的现象，比如有些表象的权力让出去了，可能最本质的权力还在手中。

　　“中央改革决心大、动作大，但一些地方对改革的担心多、动作小，跟进不力。国务院部门下放的一些权力，被地方政府截留，出现了‘肠梗阻’现象。”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杨克勤在“第五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上坦言，当前，政府部门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中，存在放小不放大、放虚不放实、放责不放权、明放暗不放等现象。“一些地方和部门把含金量低的事项取消和下放，对含金量高的抱着不放，有的是‘卸包袱’，只把管理难度和责任大的事项下放。”

　　除了改革的落实环节，谈及当前简政放权的新问题，杨克勤还强调，当前部分下放事项转移承接的难度较大，有的事项从改革要求看，应该尽快移交或下放，但由于相关承接单位在人员编制、承接力量等方面存在不足，短时间内难以承接。“例如，把规划职能从市下放到区，但是区一级没有规划专业人才，没有能力做好规划。”此外，在市场监管方面，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放管脱节”现象，对加强市场监管研究不够，办法不多。“很多部门和人员长期习惯通过审批和处罚实施管理，现在审批事项减少了，行政处罚规范了，就不知如何管理，也不愿管理。有些领域的监管力量不足，有些领域的监管体制不顺。”

　　杨克勤坦言：“在市场监管方面，我国现有500多部涉及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政出多门，彼此不协调，造成重复监管和监管漏洞并存的后果。”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一位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经过前几轮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剩下的都是“硬骨头”了。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改革的重要方面，越到后面，改革的难度越大，涉及的利益矛盾更加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公平正义受到干扰，就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给政府公共治理形成巨大的压力。在中国现行的体制框架下，政府自身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仅仅在行政体制内部进行，估计很难推进。要把政府自身改革、事业单位改革以及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等进行整体考虑和整体推进，特别要有上端改革的配合。

　　一位长期研究行政体制的学者说：“十几年来，从政府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下放的项目不少，取消的项目也不少，但从企业方面来讲好像政府干预是越来越多，部门利益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改革的真实性。这些年来，我们在市场化过程中，在政府合作方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是少了，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微观。”在上述学者看来，之前改革没有专门针对一些部门的利益，但是整体上还是取得一定成效。这是大的环境问题造成的，当然也没有提出让市场占主体地位，具体表现为政府过于强势。如何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断干预，发挥市场自身的功能，“这是我们改革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