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传统的诚信体系正在失灵：小到考试舞弊、乘车逃票，大到恶意欠薪、电信诈骗，这些失信违法事件年年喊打却屡禁不止。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是金钱至上，唯利是图？是也不是。本质上，诚信建设需要转型，这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然，也是现代社会的一场大考。

　　传统模式失灵

　　在地铁的出站口，经常能见到有乘客双手撑在闸口两旁一跃而过，还有乘客紧跟他人身后冲过闸口。他们当中有穿着时尚的小伙，有花枝招展的年轻女性，也有年过半百的大妈。过闸后，他们大多满脸堆笑，丝毫不顾他人不屑的眼神和谴责。

　　同样是逃票行为，在普通火车或高铁上也屡见不鲜。南昌铁路局一名工作10余年的乘务员说，她经常在车上碰到不买票乘车的旅客，为了逃票在整列火车里窜来窜去，甚至有旅客看见检票员来了就躲进卫生间，直至火车到站。

　　坐车逃票，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让人窥见社会诚信的大问题：考试作弊，学历造假，论文抄袭；恶意欠债，有钱不还；食品以次充好，甚至添加有毒有害物质；传销屡禁不止，不少人把黑手伸向自己的亲友；伪造档案谋取升迁，有人除了性别，其他信息全是假的……

　　人们对此早已深恶痛绝。然而，传统的以道德号召、舆论谴责为主维系诚信的模式正在失灵。“这样做，我在村里还怎么待下去？”“邻居要知道了，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对许多人来说，类似的顾虑越来越少。因为如果谁也不认识，单纯的舆论谴责，杀伤力是微乎其微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人们交往半径扩大，流动性增强，传统的熟人社会已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许多人甚至连邻居是谁都不知道，只要没有触犯法律，失信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毫无疑问，现代社会需要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维系诚信的体系。

　　新经济的呼唤

　　在美国、瑞士等地交流访学时，小宋印象最深的是国外完善的法治环境和社会信用体系。等到自己回国创业后，小宋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在一个信用体系完善的社会里，可以给人以更高的可预期性，交易风险随之降低，不必花费大量时间在沟通和协调上。

　　小宋说，创业后经常会遇到尾款拖欠的问题。一年前，一位刚打交道不久的客户信誓旦旦地说要偿还十几万尾款，结果至今未还。“这种情况太常见了，更有耍赖不还的。”小宋说，“一个欠款链条断了，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上下游企业陷入停滞。”

　　新经济更需要诚信护航。比如共享单车，自投放以来时常遭遇“不测”。有的被涂去二维码，有的被搬回家中据为己有。就在不久前，江西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盗窃共享单车的案件。这样的案件如果频繁发生，共享单车的前景必然会蒙上阴影。

　　如今互联网经济中，不少类似的新业态都面临着诚信的考验。

　　互联网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平台经济。通过网络平台，它把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企业连接起来，打破时空界限，减少中间环节，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但是，信任的风险也随之而来：一个陌生人，我该不该把住房短期共享给他?网上招聘信息，我要怎样判断是不是真的？

　　这正是诚信2.0要解决的问题。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淑钿指出，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上、以制度化诚信体系为保障的信用社会，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经济社会就不能健康发展。

　　转型正在提速

　　目前，从1.0到2.0的诚信转型正在提速，虽然失信的问题依然严峻，但诚信的制度之网正在加快编织，诚信的奖惩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顶层设计和重大部署正在展开。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2014年，我国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筑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环境。

　　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要求加快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工作体制机制。

　　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副司长陈洪宛介绍，发改委会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统一了社会信用代码；二是建立了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三是开通了“信用中国”网站，为社会提供一站式信用信息查询；四是建立了重点领域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推动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监管。

　　陈洪宛说，下一步我国还将加快推动信用法、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条例、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研究起草工作，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各个层面的信用信息共享，把各地区、各部门以及有关信用服务机构的信用信息系统打通，化解信息孤岛难题。

　　陆杰华也表示，要进一步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把伦理道德的柔性规范和制度法律的刚性约束结合起来，提高违法失信的社会成本，构建起不愿失信、不能失信、不敢失信的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