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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云南省针对部分驻村扶贫干部作用发挥不够充分,搞“走读式”“挂名式”帮扶、只转转不用心、只谈谈不落实等情况,实施驻村干部召回制度。目前,已有1117名驻村扶贫工作队员被召回。

　　调查发现,截至目前,贵州、湖北、云南等地均已实施干部召回制度。据不完全统计,有数千名干部因为官不为等原因被召回。

　　整治为官不为,对不合格干部“回炉再造”

　　云南省今年4月制定公布《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召回办法》,对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加强指导、培训、管理和考核,对不胜任、不适合、不履职、不作为的坚决召回,截至目前已经有1117名驻村扶贫工作队员被召回。

　　在贵州,自黔西南州2014年实行干部召回制以来,全省多个市州开始推行这一被认为是整治为官不为、干部“回炉再造”的管理制度,其中毕节市共召回管理干部510人。

　　据湖北省委组织部、省纪委监察厅介绍,湖北多地采取召回形式,强化干部监督管理。其中,湖北黄石对不履职尽责但也够不上党纪政纪处分的“问题干部”,实行召回管理,先后对19名县级干部、37名科级干部实行召回,并开展为期一周的集中教育训导。在湖北黄冈市红安县,因工作中存在不足和问题,4个单位的“一把手”、3个单位副职和5个单位的党员干部共12人被召回。

　　调查发现,对工作不熟悉、不投入,工作中不履职、不作为,是干部被召回的主要原因。

　　例如,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兴隆乡党委书记肖华,因“对农业知识不熟悉”被召回。肖华说,在一次上级部门实地调研中,他对乡里的农业情况不熟悉,介绍不清晰,特别是对于农业生产传统概念“开秧门”“关秧门”的提问全然不懂,被组织部门召回。

　　“借用商品召回的概念,近年来干部召回已成为基层比较亮眼的干部考核任用制度创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行表示,多地将能力和作风不胜任现职的干部纳入召回范围,在治理懒官、庸官,让干部有所作为上是有益尝试。

　　落实干部“能上能下”，对被召回者开展培训

　　记者采访了解到,基于基层实践而产生的干部召回制度,在施行过程中能够有效整治为官不为,强化科学考核,落实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2015年,黄冈市委出台了《关于整治为官不为为官不廉实行召回问责的试行办法》,划定37种情形召回,其中包括当“甩手掌柜”的、工作不推不动的、遇到矛盾问题绕道走的、履行“一岗双责”不到位等。黄冈市纪委书记、市委反腐败协调小组组长王立兵表示,“没到违纪违法,但可能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的干部,是重点关注对象。”

　　“干部召回制度最大进步是干部管理方式的创新,有利于干部成长。”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对不合格干部通过召回学习再派出,而不是全盘否定,有利于强化干部培训,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湖北省红安县委书记余学武说,通过对考核优秀的继续大胆使用,对整改不合格的进行转岗、降职、免职等组织处理,有助于打通干部“能上能下”的通道。

　　干部召回制度应常态化

　　据记者了解,各地的干部召回方案存在差异,但基本流程大致相同。组织部门或纪检部门通过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确定召回干部人选,而后通过集中学习教育、组织座谈、专家心理疏导等措施,让干部“回炉淬火、加钢锻造”。召回结束后,干部在考核期的表现,将成为干部职务调整变动的重要依据。

　　王立兵认为,召回制度本身处于探索阶段,“建议将召回管理与干部履职尽责的考核结果有机结合。召回管理可以作为干部‘能上能下’的过渡地带,对那些有能力但工作方法不当的干部进行教育引导,对那些想干事却能力不足的干部进行培训提升,以便更好地促进干部事业有为。”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说,干部召回管理,提供了强化干部监督、管理的新途径。

　　多地主政官员表示,应将干部召回逐步纳入系统化、常态化轨道,在组织管理、评价标准、后续安排等各个方面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安排,保证召回制度良性运行。

　　徐行等专家建议,应将地方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做法,及时上升为制度,让干部的选拔、任用、评估制度在阳光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