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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9年，一群来自深圳的普通工人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中国工人灿烂的笑容，坚毅的目光，质朴的外表，倔强的神态，为“中国制造”贴上了光亮的标签，给处于经济低迷期的世界带来了希望。

　　建国之初，“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昂扬的旋律曾伴随共和同的成长，点亮了一个时代。无论是石油开采，还是钢铁制造，各个行业都闪耀着工人的光彩，“工人老大哥”成为令人艳羡的称呼。工人成了国家和工厂的主人，这极大地激发了工人的工作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大庆的“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老英雄孟泰“为鞍钢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的创业精神，激励着工人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生产奇迹，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条件发生了转变，生产方式进行了变更。改革开放早期，中国独有的劳动用工方式“农民工”出现了，他们是一批将外出务工作为副业的农村人口，农民工外出务工，一方面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的财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以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支持着城市的工业化发展。但这种情况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发生了变化，“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他们成了新时代的“新工人”。

　　2.“她们太没有责任心了，上班的时候还玩手机，聊天，哪像我们呀。”陈青头一扭，提高声调对着李婉芸说，李婉芸笑了笑，不做声。

　　这是一条小小的商业街，有可供歇脚的长凳，时近黄昏，“70后”陈青和“90后”李婉芸在此聊着天。街外，由于植被稀少，工业园区被巨大而又沉闷的灰色笼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厂房，身着蓝色和浅灰色工装的女工们来来往往，货车和摩托车四处穿梭。这个工业区的高峰时期，曾工作和居住着8万人，但随着企业部分产能的向外转移，现在只有3万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过往，10年前就来到这里的陈青是目睹者，就连她自己，也是几进几出，换厂、结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乡为据点，在工作中，她以这里为据点，两边穿梭，沉默又坚韧。

　　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李婉芸是新一批的落脚者，她说她也认同陈青对她们年轻人的看法，但时代不同了，现在的选择多多啊，年轻人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绝大部分人的志向并不在那些单调枯燥的生产线上，不愿干了就走呗。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如今已终成为她所在城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流。这个庞大而年轻的外来工群体的归依，正在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越来越现实的挑战。

　　来自湖北荆州，现在在这个工业区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的一名李姓男员工说：“我们四周是高高的围墙，还有铁丝网，戒备森严，好像监狱一样，连上厕所所都限定时间，平均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已经在广州打工7年的小王，今年25岁，也在这家厂里上班，他的话语里藏着许多无奈：“你看我们的厂房，条件好着呢。可是，一进车间，所有人就失去了名字。工人密密麻麻地坐着，工作的时候根本没空说上一句话，得死命盯着手里的活，稍微一放松，零件从你眼前滑过，钱就从你眼前溜走了，因为我们都是计件工资。最近我总是想起卓别林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有时我会想，我们是小是和电影中的夏尔洛很像?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我们!”但是，该厂的厂长助理王先生却说：“现在的年轻工人，已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并不满足于做工挣饯。他们大多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对自由、个人尊重越来越重视，如果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马上就会跳槽。企业如果不能有一批长期忠诚的骨干，企业壮大和职工发展都很难谈得上。”

　　一项调查显示，当下国内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自人评价道：“中国的工人获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认同，却没有在中国获得普遍的认同。”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国的工人，现在基本成了流水线操作者的代名词，是不需要多高技术的作业者。劳动力，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是一个个有着喜怒哀乐，有着梦想和追求，有着家庭生活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不仅要安身立命，他们也要有尊严，甚至还要——抬头仰望星空。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是必然的事情。相比较于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普通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显然，这句话同样契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工人，需要时代的认同，需要社会的尊重，还需要有发自内心的骄傲。